194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曾先后在中国农业大学、故宫博物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清华美院工作，是杰出的艺术史论家、古陶瓷学家、书法家，在中国古陶瓷、书法研究领域建树颇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他考察各大窑址，足迹遍及全国各地。1985年10月，在河南郑州举行的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年会上，叶先生首次指出河南宝丰清凉寺是寻觅汝窑窑址的有力线索，成为发现并认定汝窑窑址第一人，对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的发现做出了重要贡献。多年来，叶先生一直关注于汝窑的研究和保护，支持宝丰的汝窑瓷业发展工作。在叶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转载此文，以此深深悼念！

2018年1月2日上午11时，叶喆民先生病逝于北京医院，享年94岁。他的一生起起伏伏，经历过坎坷，也有过辉煌。他事业有成，在中国古陶瓷研究、书法创作及研究、教书育人等方面业绩卓著，是陶瓷、文博、美术及相关领域有声望的学者、严师。

叶先生最为突出的成就是古陶瓷研究，特别是对隋唐、宋元陶瓷的研究。他青少年时随父亲叶麟趾学习古陶瓷，传承家学，孜孜以求，以学术立身。他的第一部专著《中国古陶瓷科学浅说》即显示出其学养与功力，博观约取，简要介绍了中国古代陶瓷工艺及相关科学知识，内涵丰富，深入浅出，是学习中国古陶瓷科学入门的必备读物。该书是20世纪50年代叶先生于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经其父亲指导撰写而成。1960年，该书由轻工业出版社出版，1982年再版，他凭借这部著作，得到有关专家及领导的赏识，调入北京故宫博物院陶瓷组，追随陈万里、孙瀛洲等瓷学大家，学习、研究中国古陶瓷，并先后考察了国内各地重要古陶瓷窑址，1962-1979年在故宫的17年间，是他寻瓷访古的重要阶段，为他此后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奠定了基础。

据不完全统计，他先后考察了河南、河北、山西、浙江、福建、江西、广西等省的约30个县（市）古窑址，撰写了数十篇古窑址考察报告及相关研究论文。他与陈万里、冯先铭、耿宝昌等故宫陶瓷组的学者们对古代窑址的探访，为了解中国古陶瓷业的分布状况、烧成工艺、品种面貌及相关问题付出了一般身在书斋中的学者难以想象的艰辛，解决了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使中国古陶瓷研究揭开了新篇章，在20世纪后半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推动了古陶瓷学的建构。

1977年在叶先生的学术生涯中至关重要，窑址考察的意外收获，对于汝窑窑址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他与冯先铭先生赴河南宝丰考察，在清凉寺河沟两岸偶然发现一片汝窑天青釉瓷片，后经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郭演仪先生化验，证明其与周仁先生最初对北京故宫所藏汝窑盘的化验数据基本相同。1985年他撰写的《钧汝二窑摭遗》在郑州“中国古陶瓷研究年会”上发表，提出“宝丰清凉寺未必不是一条寻觅汝窑窑址的有力线索”。关于汝窑的发现，尽管存在争议，但叶先生发前人所未发，先后四次考察汝窑，对汝窑的窑址调查及史料考证等贡献巨大。慧眼识珠、见微知著，必须以“众里寻她千百度”为前提。

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展示馆名由我国著名陶瓷专家叶喆民先生题写

我读硕士生期间，于1991年11月奉叶先生之命，去河南汝州市、宝丰县、鲁山县、禹州市四地，对严和店、东沟、班庄、唐沟、清凉寺、段店、钧台等窑址进行了短期的考察。这次田野调查的经历，使我深切体会到了研究古陶瓷之不易。我所去的窑址都是前人探访过的，而陈万里、冯先铭等前辈们往往是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研找寻窑址的具体所在，这一过程中要实实在在的“披荆斩棘”，艰辛自不待言。因古窑址往往较偏僻，常在山林水泽旁，交通不便，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步行到达目的地。即便是1991年我去过的这些窑址，近的仍距离汽车站点数里路，远的有十余里。当时在山坡上、田地里找寻瓷片的情形很难忘。我将从各处窑址搜集的两木箱瓷片及窑具标本托运回京，清洗后分别请叶先生鉴定。在清凉寺、唐沟、段店所获的青瓷片中，就包含着接近典型汝窑瓷器的天青釉和粉青釉瓷片，可以与叶先生在《四寻汝窑》及相关论文中所记品种相互印证。之所以去河南考察窑址，因为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写的是汝窑。那次窑址考察报告，经过叶先生审阅、删改后发表在1992年的《装饰》杂志上。那时年少懵懂，并不能完全懂得叶先生让我研究汝窑的意义。他离世后，我再翻阅相关资料，特别是关于汝窑发现后的纷争，才更明白叶先生和那一片清凉寺天青釉瓷片的价值。

叶先生还曾多次赴河北做窑址调查，因1934年叶麟趾先生在《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一书中指出曲阳涧磁村是定窑窑址所在地，后为日本考古学家小山富士夫发掘证实，叶先生对定窑有特殊的情感。1990年3月，他应邀赴定窑考察、讲学，我有幸第一次随叶先生考察窑址，穆青先生等河北省的文博工作者负责接待，叶先生对定窑烧造的品种如数家珍，对发现的新品种、新器型、新纹饰一一拍照，并要求我记录、绘图，还看了发掘的考古现场。叶先生的工作态度和出土的成摞白定器，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叶先生对河北的磁州窑更是格外关注，叶家两代人投身到磁州窑的生产实践和研究工作中。1950年至1952年，叶麟趾先生曾在邯郸峰峰矿区彭城瓷厂指导生产，对磁州窑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因病回京。之后，叶先生的叔父叶麟祥在兄长带动下，放弃了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陶瓷科的教师职位，进入彭城瓷厂接续其兄的工作，直到1956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叶先生的胞弟叶广成25岁即随叶麟祥到彭城，直至2004年病逝，在磁州窑工作了52年。叶先生情系磁州窑，多次赴彭城等地考察磁州窑系的窑址，撰写了多篇论文。他主编的《中国磁州窑》，是目前已问世的关于磁州窑研究最系统、完备的著作，2010年获“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2011年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图书奖提名奖”。

叶先生在古代名窑研究方面的探索还表现在，注重陶瓷与绘画、书法、雕刻及其他姊妹艺术之间的联系，撰写了《中国陶瓷与传统文化》《中国古陶瓷与书法艺术》等文章。受其父亲的影响，他还要求学习陶瓷史的学生必须了解陶瓷工艺。我读硕士期间，按照他的要求选修了陶瓷系吕晓庄老师的“陶瓷工艺学”课与金宝升老师的“陶瓷成型”课。他撰写的《中国古陶瓷科学分类》一文曾得到日本考古学家、陶瓷史家三上次男的重视，因此叶先生受邀赴日本讲学。此后他与三上次男交流学术，往来较为密切。叶先生的古陶瓷研究涉及科技、考古、艺术等不同领域。

叶先生在研究古代陶瓷工艺、造型、装饰等方面问题时，不止步于前人的认识，还致力于研究少数民族对中国古代陶瓷的贡献。他重视宋瓷时，也十分关住辽、金陶瓷，指出他们之间的联系与差异。强调辽三彩、金加彩在工艺上的继承与创新，以及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瓷器对丰富和发展中国古代陶瓷艺术所产生的作用。

他也十分重视中国陶瓷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先后赴日本、英国、意大利、美国等国考察。在他去印尼探亲期间，参观了雅加达各大博物馆，对所见印尼收藏的中国瓷器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指出中国和印尼之间陶瓷贸易较为频繁，对增进两国的文化交流起到了推动作用。1998年他受邀赴意大利讲学，对意大利多个城市的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外销瓷逐一记录并加以分析，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叶先生在书法创作与书法史论研究方面有很高的造诣。20世纪40年代，他先后师从书画名家罗复堪、溥心畬、徐悲鸿。在他纪念这三位师长的文章中，有详细地记述。叶先生的章草为人所称道，与三位大家的指导直接相关，特别是得到罗复堪先生长达15年的亲授。他研习真、草、隶、篆、行不同书体，师法前人又能自出机杼。在北京故宫工作期间，叶先生的作品曾受到当时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唐兰先生的称赞，《章草书李白杜甫集句》1974年入选赴日本的中日书法交流展。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先生还曾给予他帮助，并鼓励他在故宫兼作书画研究。叶先生在耄耋之年仍提及这段往事。

1969至1974年，叶先生下放至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在劳动之余，他曾与沈从文一起切磋诗文、书法。调入中央工艺美院后，叶先生的书法作品也多次参与校内外的重要展览，并经常与书画界人士，特别是与工艺美院的同仁交流，还指导工艺美院陶瓷系、史论系学生及校内外的书法爱好者临习法书名迹。赵农学长回忆：“课堂期间，叶先生不时将康圣人、罗复堪先生及徐悲鸿先生等人的原迹携至课堂，供大家观摹。”

中国书法史是叶先生所讲授的重要课程之一。他为授课所写的讲义及他所发表的十余篇论文于2007年结集出版《中国书法通论》。可以看到叶先生的书学积淀及对传统书法艺术的独到见解。他所撰写的《中日书法艺术的交流》《傅山书“丹枫阁记”的鉴赏》《智永怀仁二帖重议》《漫谈智永<真草千字文>》《声华称健笔 洒落富清神——谈纳兰性德的书法及其他成就》等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研究的不足。他论书法，重碑学，时常言及康有为、罗复堪、徐悲鸿等书家观点，屡屡征引罗复堪先生《论书诗》中的四句：“读尽千碑书始成，初从博涉后专精。此中贵有诗书气，方信人非浪得名。”他对当代书坛的某些乱象深恶痛绝，并告诫我等后辈要“目鉴”，而非“耳鉴”，要有真才实学，明辨是非，分清美丑、雅俗。

叶先生对书法艺术的爱重甚至超过陶瓷。他念念不忘徐悲鸿先生对他的指导。徐悲鸿曾将自己收藏的法帖送给叶先生，并在封面亲笔题写帖名。叶先生90岁前后，又说起徐先生的教诲：“现在希望有你这样一些青年能暂时维持，等以后文化建设高潮到来，我相信会有不少‘天才’出现的。特别是在农村中。”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举办的“全球化与民族化:21世纪的徐悲鸿研究及中国美术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叶先生因病住院无法参加，他的文章《悲鸿先生谈书法》在大会上被宣读。该文收录在此次研讨会的文集中，同时刊登了徐悲鸿先生所赠的墨迹，其中还包括叶先生为徐悲鸿先生手拓的“南朝积玉桥残字”。

叶先生喜爱傅山和王铎的书风，曾临摹王铎的书法长卷“草书唐诗手卷”，得到了不少行家的首肯。2003年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徐改老师主持的研究生讲座，请叶先生谈书法艺术，他将这件作品携至会场，供师生们观摩。当时除本院的师生外，还有慕名而来的首师大书法研究所的研究生，他们对叶先生的用笔深为叹服。他数十年笔耕不辍，耄耋之年仍研习书法。每次工艺美院重大活动，他均呈书法作品以示庆贺。2013年4月是他最后一次为学生举办学术讲座，他还手书一副立轴，送给清华美院研究生会，我探望他时，他特意让我看这件作品的照片。仅凭墨迹，很难看出是90岁老人的手笔。2013年10月为庆祝工艺美院史论系建立30周年作书，为看章法与“行气”将写好的立轴挂在博古架上而不慎跌倒在地，受伤卧床数月。叶先生对自己的每一件书法作品均十分在意，自我要求甚高。但他90岁以后较少习字，我曾问他为什么不常写了，他说起师母骨折住院及其他无奈，感叹：“心情不好怎么想写呢！”

叶先生也喜爱作画，他的居室内就挂着多幅他的写意画，以花鸟为主，常见金鱼、松柏等。他曾指着自己所作的《探海侯》中的枝干，说“书画同源，中锋用笔，这是徐悲鸿先生教的。”叶先生还写旧体诗，有五言、七言，其中有不少咏名窑，也有寄情抒怀，表明了他的心迹。他很敬重精通诗书画的尚爱松先生，《耄耋琐记》中收录了两件给尚先生的书函，均附有诗作。在致农业大学杨滔函的信中写到：

八秩身独健，耄耋志未残。

坎坷过半世，幸有上天怜。

每年神体会，知识最为贤。

荣辱无常见，是非反复现。

先贤曾教诲，美意可延年。

叶先生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还在教书育人方面倾注了心力。他在农业大学工作时，曾长期兼任夜校的语文教师。1977年恢复高考，高校师资力量不足，中央工艺美院梅健鹰先生邀请叶先生为77、78级陶瓷系学生讲授 “中国陶瓷史”。1979年叶先生调离故宫，在中央工艺美院任教。1983年史论系建立后，叶先生转至史论系，从此他在陶瓷系和史论系均开设“中国陶瓷史”课，后又讲授“中国书法史”。他对待教学满腔热情，每次上课都要带着厚厚的讲义，并时常板书，要求每位学生必须做笔记。还将各大名窑瓷片带进课堂，其中就有他在宝丰清凉寺采集的汝窑天青釉瓷片，他让大家用放大镜观看釉层中“寥若晨星”的气泡，把握汝窑的特征，体会汝窑胎釉之美。在中国书法史课上，他不仅讲授历代名碑法帖，还演示笔法、墨法，加深了同学们对中锋、偏锋、飞白、力透纸背、锥划沙、屋漏痕等概念的认识。他曾带我们全班同学去故宫，在陶瓷馆面对展品授课，他采用这种方式使学生更多的接触陶瓷实物，使所掌握的知识更加牢固。我1985年考入工艺美院史论系，本科阶段即随叶先生学习陶瓷史和书法史。他在为我们班授课时，经常念叨77、78级的学长，说他们是真正的求学，而我们这些80年代中后期的学生不及他们好学。他甚至说：“求学是学生求老师教，而不是让老师求学，求着学生学！”令我深受触动。当时我们班有同学上课开小差儿，或夏天上课打瞌睡，他发现后随即“请”他们出去。记得有一次中国书法史课，他讲隶书，突然问后排某同学“什么是八分书”，同学迅即起身应答无误，接着又问“什么是波磔”，其未能作答，叶先生很生气用手指着门，那位同学知其意即起身退出教室。类似的事情在史论系87班和其他班级也出现过。被他教训过的同学，多心有余悸，当年一提起叶先生，同学们怎一个怕字了得！岂敢荒废学业，他对学生要求严格是出了名的。但晚年言及此事时，他后悔自己当初将学生赶出教室，影响他们学习。他所讲授的课程，除闭卷考试和交课业论文外，还检查课堂笔记。我们班的陶瓷史、书法史笔记都在结课时被收去，叶先生一一批改后发还，修改错别字，并标记遗漏的重要知识点。因此我们上他的课格外用心，甚至战战兢兢。后来我问他当时为何要检查学生笔记，叶先生说是受鲁迅的老师藤野先生的影响。他的敬业着实令人感叹。他曾言之所以对学术严要求是谨记其父亲的教诲：“误人子弟，男盗女娼。”

2005年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设立史论系，除培养美术史论专业研究生外，还招收艺术市场专业本科生，11月8日，叶先生作为我院特聘教授为同学们作学术讲座，他专门谈治学方法，除提到学习古陶瓷要像孙瀛洲先生所教导的“多看、多记、多问”外，还要理论联系实际，既要看文献，又要看实物，进而做窑址调查。他指出，古陶瓷研究史料有限，必须看地方志、文人笔记、诗歌等；在田野调查时，多请教老者可少走弯路。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特别是汝窑考察经验，说明这种学习和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有同学问及“博和专”的关系，他回顾了自身的治学过程，明确提出要“博而后专，专而后精，精而后博”，使学生们受益终身。

近30年来，叶先生无论是授课，还是学术讲座总不忘提醒同学们要勤奋，引用最多的是陆游的《冬夜读书示子聿》：“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他告诫大家做学问要锲而不舍，如荀子所言：“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同学们流露出为难情绪，被他发现后又言：“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出自《易经》）。当年多数同学觉得他过于严苛，但不敢违命，现在同学聚会时，回首往事，对他的教学仍非常钦佩。

叶先生80、90年代还在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授课、举办学术讲座。1991年6月他受邀赴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大英博物馆举办中国古陶瓷专题讲座，并受邀与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会面。李约瑟曾请叶先生与其合作编写《中国陶瓷科技史》，然结果令人遗憾。李约瑟去世后我曾问及此事，叶先生感叹，认为很可能是他自己当时太谦逊了，文化差异导致误解。这几年，叶先生虽以近古稀，但频繁参与国内外重要的学术活动，还多次到各大高校担任研究生答辩委员会委员，指导中国陶瓷史及相关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论文。浙江美院的邓白先生、北京大学的宿白先生等，均请他担任自己所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他对校外的学生要求同样严格，纠谬指正，不留情面。他还曾指导过日本、英国、西班牙等国来华学习中国陶瓷的留学生及访问学者，为传播中华陶瓷文化方面不予余力。他受邀为国家文物局举办的扬州培训中心“陶瓷鉴定研究班”授课，为文博界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并编写发行了《中国古陶瓷文献备考》。1990年前后，他还先后为国内外文博机构鉴定陶瓷及部分书画作品，为各地名窑的恢复献计献策，参与吉州窑、钧窑、汝窑、定窑、建阳窑等宋代名窑的恢复工作，指导生产与鉴定产品。我的本科毕业论文为《新中国名窑的恢复与创新》，是在他的要求与指导下完成的。他曾借给我50年代与80年代陶瓷研究所及陶瓷厂有关名窑恢复的资料，让我参考。其中涉及窑炉烧成气氛、胎釉配方、产品设计等方面的信息，使我了解到他与各地的陶瓷研究和生产机构联系紧密。

1989年，我本科毕业有幸成为叶先生独立招收的第一名硕士研究生。当年笔试过关后，面试险些被淘汰，只因我格外紧张，他除了要求我回答古陶瓷知识外，还拿出十多件陶瓷标本，让我说出时代与窑口，其中一片唐至五代越窑印花青瓷，我判断有误，并且让我立即回答清代历代年号，我只差顺治未答出来被训斥，此后的学习岂能轻松惬意。本科教授我们“考古学通论”的陈英英老师后来去了美国，得知我能在系里继续求学，而且师从叶先生，曾在给原维林老师的信中说：“吴明娣应该感到三生有幸！”但那时我并不认同，只感到“压力山大”，难以达到叶先生的要求，幸而有尚爱松先生、奚静之先生及其他师长对我的指导与呵护，帮我渡过难关。正是叶先生的高要求，使我不敢懈怠。

叶先生始终关注中国陶瓷史的教学，多次督促我在首都师范大学开设这门课，强调陶瓷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关系，他常引用裘日修为朱琰《陶说》所作序言中“因器知政”的观点（日本人将其改为“因陶知政”），并反复强调china，celadon（青瓷），kaolin（高岭土）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他提出:“陶瓷贯穿整个中国历史，陶瓷史是一部民族发展史。”

叶先生晚年时常说到孔子的教诲“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并身体力行。他80岁以后相继出版了《饮流斋说瓷译注》《中国陶瓷史》《中国书法通论》《中国磁州窑》等，耄耋之年恰是他人生的华章。上述学术著作中，以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陶瓷史》最受瞩目，两度再版，并被译为日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该书是迄今为止论述中国陶瓷发展演变历程最为全面、系统的专著。他长期担任中国古陶瓷学会理事、顾问，2005年故宫古陶瓷研究中心成立，被聘为客座研究员，2008年被中国美术家协会评为“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

叶先生治学态度严谨和敬业乐群，有强烈的事业心和使命感，他的精神值得后人学习与发扬。他在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其研究方法和成果惠及当下，也为来者指明方向。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为中国陶瓷史学体系的建构、中国陶瓷文化的传播和弘扬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书法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也卓有建树。他与叶麟趾、陈万里、孙瀛洲、冯先铭、宿白等前辈们在古陶瓷研究方面的业绩必将载入史册，在20世纪学术史上应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随着陶瓷史研究不断推进和陶瓷文化传播力度的增强，前辈们将会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开拓之功将会被更多的后来者铭记。

在叶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谨将去年后学们所献的挽联抄录于此，以志纪念。

问华枝春满 一身学问生无愧，

怅晚照留晴 百著文章殁有神。

——故宫博物院 孟嗣徽

著书传道赫赫陶瓷史尤可鉴先生铄古灼今，

骖鹤乘鸾忽忽腕指间无非来天风出神入化。

 ——人民美术出版社 苏滨

寻瓷访古识汝窑见微知著，

为艺治学续华章观博取约。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吴明娣

慎思笃行通今博古继往圣，

诲人不倦辨伪鉴真启后学。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史论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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