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新民，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院长，现为研究员。曾任一九九八年至二○○四年的第四至第八次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发掘领队）

汝窑为所谓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与官、哥、定、钧诸窑齐名于世。唐宋时期盛行窑以州名，汝窑因位于北宋时期的汝州得名。关于汝窑的文献记载很多，从宋到清一直没有间断。北宋人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中，有「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之语。当时人论当时事，历来为研究者所重。南宋人顾文荐的《负暄杂录》与叶寘的《坦斋笔衡》记载基本相同：「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周輝在《清波杂志》中云：「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诗人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一书也有「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南宋为金人所迫暂居临安，南宋文人对北宋故都开封多有怀旧之情。上述虽为南宋人所记的北宋之事，但对于汝窑的记述真实可信，是研究汝窑的重要文献。

汝窑的发现与发掘

汝窑的发现颇费周折，前后历经半个世纪之久。一九五○年，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先生实地调查，最早发现宝丰清凉寺瓷窑遗址。陈万里先生是将文献记载与田野调查相结合进行古陶瓷研究的第一人，他在一九五一年发表的《汝窑的我见》一文中，曾给予清凉寺瓷窑的青瓷产品较高评价。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和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也多次实地考察汝窑遗址，但考察的重点主要放在临汝县「今汝州市」境内，因此多次寻访无果。一九七七年，故宫博物院冯先铭和叶喆民两先生为编写《中国陶瓷史》再次考察汝窑时，在宝丰清凉寺窑址上采集到一片天青釉瓷器残片，经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化验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汝窑盘的测试数据基本相同。一九八五年，在郑州举行的「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年会上，叶喆民先生首次提出宝丰清凉寺「未必不是寻觅汝窑窑址的一条重要线索」。一九八六年，「中国古陶瓷研究会」西安召开年会，宝丰县陶瓷工艺厂技术员王留现先生提供了该窑址采集到的一件汝瓷洗。在这一线索下，上海博物馆汪庆正先生派人先后两次到窑址做了调查，并于一九八七年出版《汝窑的发现》一书，认为清凉寺窑址为汝官窑口。

清凉寺窑址位于宝丰县城西二十五公里的大营镇清凉寺村与韩庄村之间，周围群山环抱，沟、河纵横其间。一九八七年十至十二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次对宝丰清凉寺瓷窑址进行了考古钻探与试掘，确认窑址规模在二十五万平方米以上，窑址主要分布在清凉寺村南的河旁台地上。在两百平方米的试掘范围内，出土了大批窑具、瓷片和各类较完整瓷器三百余件，其中发现典型御用汝瓷十余件，遂将该窑址确定为汝窑遗址。二○○○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第六次考古发掘，在清凉寺村内搬迁四户居民，开挖探方二十个，揭露面积五百平方米，发现窑炉十五座，以及作坊、澄泥池、釉料坑等多处重要遗迹，并出土了一大批比较完整的汝窑瓷器、窑具和模具，终于找到了汝窑的中心烧造区。二○○一年和二○○二年又进行了两次发掘，揭露面积三百平方米，清理出窑炉五座和灰坑二十四个等遗迹。上述历经十五年先后八次发掘，终于揭开了汝窑的神秘面纱。

二○○○年在汝窑瓷器烧造区的发掘，发掘者根据地层和遗址的相互叠压关系将其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既烧制满釉裹足支烧的天青釉瓷器，又烧制豆青和豆绿釉刻、印花瓷器，有少量豆青、豆绿釉瓷器（也为满釉支烧，但支烧痕较大）。出土的匣钵多呈褐红色，外壁不涂抹耐火泥，皆用垫饼支烧，支钉粗壮，支钉与饼粘接不牢。应属于汝窑瓷器的初期阶段。在该阶段地层和遗迹内各出土「元丰通宝」铜钱一枚，表明汝窑瓷器的创烧不晚于宋神宗元丰年间（一○七八年～一○八五年）。第二阶段以天青釉瓷器为主，传世的汝窑瓷器型制在这一阶段应有尽有，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器类。烧制工艺趋于成熟，绝大多数匣钵外壁涂抹一层耐火泥，支烧垫饼的支钉小而尖，新出现了垫圈支烧。从出土的一些模具标本看，该阶段的不少器类采用模制，器物造型工整，器壁厚薄均匀，充分显示出当时窑工制作的精细程度。在属于该阶段的遗迹F2内曾清理出一枚「元祐通宝」铜钱，并在同期地层内伴出有宋哲宗时期的「元符通宝」和宋徽宗时期的「政和通宝」等铜钱，说明汝窑瓷器的成熟阶段为宋哲宗(一○八五年～一一○○年在位）和宋徽宗(一一○○年～一一二六年在位）时期。

汝窑的烧制工艺

这次在宝丰清凉寺汝窑烧造区发现的宋代窑炉计二十座，集中于发掘区的西北部，呈扇形分布。窑室周壁用耐火砖垒砌，一般由窑门、火膛、窑床、隔墙和烟囱组成，大致分作两种型制。一种计七座，窑室面积较大，平面结构呈马蹄形，前圆后方。如Y4，窑室南北长三点零六米，东西宽二点三六米。火膛作半圆形，低于窑床零点七米。窑床为横长方形，床面外高内底，遗留匣钵印痕东西向五排，每排等距离摆放七个。另一种计十三座，窑室面积较小，平面呈椭圆形。皆呈连体式布局，即两窑一组并列，共用一个工作面。如Y1，窑室南北长一点四米，东西宽一点零六米。窑床外高内低，平面呈横长方形，窑床后部有一道东西向隔火墙，墙下有四个排烟孔，通向隔火墙后的烟囱。根据地层、窑炉间的叠压关系和出土的遗物分析，马蹄形窑炉的年代略早，可能为汝窑创烧的初期阶段；而椭圆形窑炉偏晚，约在北宋晚期御用汝瓷烧造的成熟时期。

上述窑炉仍属于北方典型的半倒焰式馒头窑，火焰在进入窑室后，先上升到窑顶，热量遇阻向下燎烧窑底，烟气则从吸烟孔经烟囱排出窑外。从窑炉附近不见煤灰和火膛普遍较浅的现象看，烧制汝窑瓷器的燃料是柴而不是煤。其中，椭圆形窑炉窑室面积奇小，便于控制窑内温度，其窑壁烧结程度很高。同时，这里还出土有大量用于测试窑炉温度的火照和火照插饼，表明当时烧制御用汝瓷十分重视窑炉火候和温度的控制。这里的匣钵也与其他区域出土的匣钵有别，往往在匣钵表面还抹有一层耐火泥，对于密封匣钵接口和保持匣钵内温度应有一定的作用。

三处作坊遗迹中，F1位于发掘区的中北部，坐北向南。现存北墙体用长条砖、石、匣钵混合叠砌，残长六点四米，最宽处达零点六米。在北墙体内侧活动面上堆积一层二至十厘米不等的纯净灰、白、黄色釉料，釉料层内和地面上出土较多素烧器残片。在釉料层下，沿Fl北墙体内侧清理出一组四个釉料坑，并发现「元符通宝」和「政和通宝」各一枚，为F1的断代提供了依据。在F1内和正南部分布有十五个陶瓮，陶瓮排列规则间距多为一米，层位关系也与F1和椭圆形窑炉完全一致，表明这些陶瓮和Fl都是椭圆形连体窑炉的配套设施。

澄泥池位于发掘区的中南部，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六点四米，东西宽五点三米，现存墙体最高处零点六米。墙体用废弃的匣钵叠砌，池底用长条砖平铺，池内出土天青釉汝瓷片达数十万片。在池的东南角有一个用长条砖、匣钵叠砌的排水槽，槽内积满青灰色细泥。依据该池墙体叠砌的匣钵不见外壁涂抹耐火泥，表明这些匣钵完全是利用早期废弃的匣钵，可以推定澄泥池使用时间在天青釉汝瓷的初期阶段，应是与马蹄形窑炉同时的配套设施。

模具是汝瓷制作工艺的主要手段之一，常见的以轮制为主，有纹饰的为手制，花纹复杂的对合而成。可分为内模和外模两类。内模以轮制为主，常见的为素面，素烧而成，胎呈黄色，表面涂一层白粉。主要有碗、盘、碟、盏、洗等。外模皆手制，对合而成。除个别的器形复杂为素面外，绝大多数有纹饰。胎体有白色和粉红色两种。常见的有莲花炉、套盒、龙、鸟、狮头装饰等。从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出土的范模看，宋代对宫廷用器的尺寸有着严格的要求，不少器物是使用范模制作而成的。南宋修内司官窑一般认为是仿烧汝窑，史料中曾记载修内司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可知宫廷用器在工艺上精益求精，在经济上不惜工本。

宝丰清凉寺汝窑址出土的支烧具，常见的有支烧器座、垫饼支烧、垫饼垫烧、垫圈支烧和垫圈垫烧等。支烧器座型制相同，大小不一。皆束腰，中空，腰上有凸弦纹，也有线弦纹。垫饼支烧可分为厚饼和薄饼两种形式。厚饼支烧皆五个支钉，耐高温性能较差，支钉与饼面粘接不牢，易脱落。此类垫饼支烧常见于汝窑早期窑炉和地层内，为汝窑创烧时期的作品。薄饼支烧大小不一，常见的有五支钉和三支钉，胎质耐高温性强，饼面与支钉粘结性良好，不易脱落，可以反复使用。垫圈支烧有圆形和椭圆形两种，是汝瓷烧造成熟时期的支烧具。圆形垫圈支烧采用优质高温耐火材料制成，大小不一，皆方棱圆形，圈面上五个等分手捏支钉。椭圆形垫圈支烧，数量较少，工艺讲究，应是烧制椭圆形水仙盆的专用垫圈。

在宝丰清凉寺汝窑窑址发掘中，曾出土有不少已经素烧过的器物或残片，表明汝窑瓷器为两次烧成，第一次先素烧胎体，待施釉后再入窑烧成。在烧制工艺上，采用支钉支烧和垫饼垫烧两种。如碗、盘、洗、盆、盒、平底瓶、水仙盆等不少器物作外裹足支烧，通体满釉，唯圈足内或器物底部遗有支钉痕迹。器底上支烧痕细小如芝麻状，一般为三枚或五枚，只在椭圆形水仙盆底部遗有六枚支烧痕。

汝窑瓷器造型及装饰

汝窑由于为宫廷烧制御用瓷的时间较短，故传世瓷器不多，南宋时即有「近尤难得」之叹。据统计，现存的汝窑传世品仅八十余件，主要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以及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地。二○○○年二○○二年在宝丰清凉寺汝窑烧造区的发掘，在不少地点瓷片准积厚度达二十厘米，汝窑瓷器占全部出土瓷片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出土的汝窑瓷器，其造型、釉色和支烧工艺与传世品几无二致，可以说汝窑传世品中的所有器类均能在窑址中找到。与此同时，还发现了不少传世品中未见的新器形，主要有香炉、梅瓶、鹅颈瓶、方壶、套盒、盏托、器盖、碗、盘、盆、钵、盒等十余种，不少器类还有多种造型。在出土的汝窑瓷器中，既有仿照青铜器的造型，如三足樽、三足洗、方壶、圆壶等，也有作为宫廷陈设用瓷的水仙盆、熏炉、瓶类和洗类器等。但在出土器物中占比例最大的还是碗、盘、盆、盒、套盒、盏托、执壶等日常生活用具。

汝窑址出土的盘口折肩瓶：盘口长颈，折肩筒腹，大平底；器表施以天青釉，釉面滋润，有稀疏的开片，瓶底满釉，留有五个细小的支钉烧痕，钉尖接触处露出香灰胎质。这件瓶制作规整，造型端庄大方，与传世的所谓「纸槌瓶」相仿。小口细颈瓶：喇叭形口，细长颈，球形腹，圈足外侈；通身施天青釉，釉层光亮润泽，釉面布满开片；圈足着地面露胎，是采用垫饼烧制而成；造型挺拔秀丽，美观大方，代表了汝窑产品的烧制工艺水平。敞口深腹洗：敞口，斜直腹，大平底，矮圈足外撇；香灰胎，挂天青釉，釉面布满冰裂纹开片，通体满釉，圈足内遗有五个支钉烧痕。此件洗器形规整，制作精细，胎洁釉润，裹足支烧，堪与传世的同类器相媲美。熏炉上作子弓腹部模印三层莲瓣纹，束腹凸出三个乳钉状纽，底座呈荷叶状向上翻卷；通体施纯正的天青釉，仅在底足着地面处有一周露胎。此种熏炉为分模合制而成，制作工艺复杂，目前尚不见其他窑址出土。宋人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关于高丽青瓷有这方面的记载：「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在韩国汉高丽青瓷中有与此基本相同的熏炉，显然仿自汝窑瓷器造型。

传世的汝窑瓷器极少装饰，除花口盏托盘面有凸棱、三足樽腹部饰弦纹外，仅见椭圆洗内底部刻以双鱼纹。与传世品不同的是，在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出土的不少器物表面还饰以花纹。其中，莲纹是最常见的一种装饰，如在熏炉的炉壁模印仰莲、底座呈荷叶状，盏托的托壁模印覆莲，碗、钵的腹部模印三层莲瓣，鹅颈瓶的腹部刻有折枝莲花。其次为龙纹，在瓶的腹部刻以蟠龙（云龙），盒的盖面上刻划团龙，钵的内底模印团龙，其钵的器表还刻有海水波浪纹。再次为双鱼纹和铺首衔环装饰，分别见于椭圆形洗内底和方壶的腹部。此外，还发现鸳鸯、鸭、龙、狮等雕塑，皆盘踞或蹲踞于炉盖的盖面，形象逼真，制作精致。